美国大学校长谈中国大学教育
18岁就决定读什么专业太早了
在填报志愿方面,刘遵义认为,其实18岁就要让学生来决定读什么专业,未来从事什么工作,的确太难了。很多学生、家长对专业的概念很模糊,比如有的学生听从建议选了医科,结果看到流血会晕倒。高校应该建立弹性机制,让学生可以更换专业,学生应选择最喜欢的事来做,如果做喜欢的事那会是一种享受,而家长则应充分尊重孩子。
剑桥大学副校长尹·莱斯里:
一流高校两方面缺一不可
已经走过八个多世纪的剑桥大学最青睐什么样的中国学生?剑桥大学副校长尹·莱斯里昨天接受本报记者专访时给出了答案:有潜力的学生。
挖掘有潜力的学生
剑桥大学更需要学生有专业学习能力。尹·莱斯里透露,剑桥大学在录取学生时,最看重的是学生的潜力,“面试中,考官可能会采用各种各样的方式,来确定学生是否有潜力。”中国培养出来的学生,对学科基础知识的把握相对牢固,因此中国学生在国内的在校成绩,也将被列为选择时的重要标准。剑桥会让学生选择适合自己发展的领域,同时尽可能地向他们提供良好稳定的环境,以便让他们发挥自己的潜力。而剑桥大学录取研究生和本科生的程序有所不同,研究生能否被录取,最关键要看导师,最好能够先明确你准备跟哪个导师,他认为你适合他的团队,才是最重要的。
一流高校包括两方面
谈到中国建设世界一流大学这一话题时,尹·莱斯里副校长认为世界一流大学不能太多,多了肯定称不上一流了,中国完全有希望发展世界一流大学。他表示,建设一流大学首先表现在强大的科研竞争上,需要充足的科研经费,有一流的科研;其次,不仅是科研一流,教育一流不可或缺,且需要长期努力的过程。中国的大学无论是教育体制还是如何发现真正有才华的学生方面都有非常惊人的变化。至于现在的中国大学,应该有更多的大学成为研究带头人,同时还应该有能接纳大量学生的教育体制。
观点交锋
本科教育为就业还是培养未来人才
一位国内大学校长说,我们常说在本科阶段要面向社会需求来培养人才,要以市场需求或者是以就业需求为导向来设置专业,培养人才。本科阶段到底需要培养出什么样的人才,在这一观点上,中国的大学和西方大学始终有一些交锋。
耶鲁大学莱文校长认为,美国有不同的教育机构,有很多的层次。有一些教育机构是专门培养最有竞争力、最高端的那些学生或者未来的人才。这些教育机构数量是比较少的,他们比较注重通识教育。还有很多的教育机构是职业培训机构。而我们今天所讲的是最高端的大学,也就是美国的最优秀的大学或者说是中国最好的 100所大学,我们的任务不光是要培训一些以后能够找到好工作的,具有某种技能的人,而是能够培养一批未来创造中国、创新能力,培养出下一代领导人的一些人。而非常狭隘的职业教育是不足以迎接这些中国未来的挑战的。
一位国内大学校长向清华校长顾秉林提问:清华本科毕业的出国读硕士博士比例有多高?三年或者五年回国的比例有多高?如果不太高的话,这个原因是个人的原因还是国情的原因,或者是我们的教育原因?
顾校长回答说:出国学习是不是好事?我认为是好事!我们在座的大学校长,我算是比较老的,有几个没有出过国?所以不要把出国当成坏事。我透露一个数据,最近这三年,清华本科生直接毕业以后出国的是15%,硕士生毕业直接出国的大概25%,因为这些学生基本上都得到了美国学校的全额奖学金。我个人认为本科生有15%到25%出国,这是正常的比例,太少了,说明你那个国家开放度不够;太多了,说明你的教育很成问题。
第二,对回国怎么看?不要以为,暂时没有回来就不爱国了,是两码事。回来我们欢迎,不回来,他们在国外做力所能及的事情,也很好。其实你们可以感觉到,我们现在和国外非常紧密的合作和交流,很多是靠那些在国外工作的人所起的桥梁作用,因此暂时不回国也没什么关系。认为回国就非常好,不回国就怎么不爱国,我想这个观点太陈旧。
“圈外人”看大学教育
微软公司首席研究及战略官科瑞格·蒙迪:
希望大学培养出敢冒险的学生
本届中外校长论坛与以往不同的一点是,主办方还邀请了4位企业代表,微软公司首席研究及战略官科瑞格·蒙迪主要负责公司的技术战略和长期投资,并掌管微软研究院。他从企业的角度对大学教育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蒙迪说,我们作为企业来说,是希望能够看到跨学科思考这样的一些学生,跨学科思考的能力在未来会变得越来越重要,不管是文科生还是理科生,最终我们需要去和世界各地以及各个不同科学领域的人打交道,在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跨学科的能力非常重要,合作能力也非常重要。此外,我认为可能也是最重要的一项能力之一,就是敢于冒险的能力。如果作为商业界的领袖,不敢去冒风险,或者不适应一个冒风险的环境的话,我相信他未来是不会适应相关挑战的。
花絮
第一个留学牛津中国人来自南京
牛津大学校长安德鲁·汉密尔顿是第一次到南京。他讲了南京和牛津之间的一个不寻常的故事。
汉密尔顿说,第一次踏上英伦岛的中国人是南京人,名叫沈福宗。他也是到牛津学习的第一个中国人。早在1604年,牛津图书馆里就有了中文书,但是没有人能阅读。1687年,30岁的沈福宗让这些中文书第一次有了读者。“此后,我们和中国的学术联系开始加强,现在我们有700多个中国学生”。
尽管中国史籍很少提及沈福宗,但西方史料却对他的经历和事迹有诸多描述。顺治十四年(1657年),沈福宗生于江苏省江宁府(今南京)。他没有参加科举。他结识了当时在江南传教的比利时耶稣会士柏应理后,从其学习拉丁文。沈福宗于1685年应邀出访英国,在伦敦与英国国王詹姆斯二世会面。詹姆斯二世年轻时就对中国历史文物感兴趣,还是王储时就观看中国戏剧、阅读中国书籍。在与沈福宗会面之后,詹姆斯二世邀请他出席宫廷宴会,并让英国宫廷画师克内勒爵士为沈画像,并将画挂于其国王卧室。沈福宗在牛津用拉丁语跟人交流,对博德利图书馆的中国书籍一一分类,同时描述它们的内容,这都是那个时期没人能够做到的事情。
1692年,沈福宗搭载荷兰商船启程返华,沿大西洋南下至非洲西海岸时,突然染病,于9月2日在非洲东南葡属东非(今莫桑比克) 附近去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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